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發展，為在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目標提供了理論指引與行動指南。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在于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這離不開制度環境和法治引領。以高水平法治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對于新質生產力的加快形成具有重大意義。
高水平法治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推進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可以為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提供“加速度”。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需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營造良好國際環境。而改革的深入是法治建設的起點，法治的完善是改革成功的保障。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體制改革深化和創新機制構建，離不開高水平法治的推動。改革進程需要立法先行，明確方向、引領目標；改革措施需要法治賦能，增強改革執行力；改革成果需要法治鞏固，提升改革實效。
高水平法治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壓艙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兼顧時效性與持續性，平衡發展與穩定，統籌效率與安全，這需要高水平法治發揮“壓艙石”作用。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的持續穩定發展需要高水平法治提供制度保障，將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實踐經驗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實現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加速形成過程中需要高水平法治防范化解風險。預防、規避和化解風險是現代社會中法治的基本功能。法治在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風險防范化解上具有顯著優勢，能夠助力于對風險的準確把握、有效應對和精準治理。
充分認識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功能，有效發揮法治在激發創新活力、優化資源配置、保障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的關鍵作用，是以高水平法治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將法治思維與創新思維、發展思維與治理思維相融合，真正以高水平法治保障、規范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
以法治保障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正確方向。一是以法治保障黨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領導。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強黨的領導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法治建設的重要任務。在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以法治化的形式明確、加強黨的領導，其關鍵在于推進黨的領導入法。應當在科技創新、數據流通、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相關領域立法中將黨的領導寫入國家法律文本，以法治保障黨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的方針政策有效實施。二是以法治保障新質生產力發展以人民為中心。應當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科技創新的發展方向，把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科技向善”的技術規則體系納入由法律、倫理所構建的法治體系中，構建新質生產力發展成果惠及人民的回饋機制、分享機制。三是以法治保障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前瞻性、戰略性需求導向。完善科技創新的指引、激勵制度規則，構建高效的技術創新協同制度與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調聯動制度，瞄準原創性、顛覆性技術，聚焦科技領域的“卡脖子”問題，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
以法治規范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需要以法治維護良好市場秩序。一是推動資本有序參與。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離不開金融“活水”的灌溉，特別是資本市場支持。應加強資本市場法治保障，完善科技金融、綠色金融制度設計，發揮資本市場在推動產業升級、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上的積極作用；完善資本流向監管與風險防范制度，增強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合力，防止新質生產力發展中資本無序擴張與野蠻生長。二是推進新興產業公平競爭。公平競爭是提升新興產業創新活力、推動其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應進一步推進新興產業公平競爭政策制度化、規范化，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依法規范和引導新興產業有序競爭。三是探索未來產業包容審慎監管。未來產業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先機的關鍵所在，是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先手棋”。對于未來產業，要轉變監管思維，創新監管方式，構建回應型監管、促進型監管、創新友好型監管，加強監管科技運用，建立國家層面的“監管沙箱”。
以法治推動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以法治助力科技創新意義重大。一是完善科技創新法律體系。進一步明確科學技術進步法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基本法地位，適時修訂科技成果轉化法、科學技術普及法等，完善加強基礎研究、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活力、減輕科研人員事務性負擔的具體行政法規，鼓勵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出臺完善科技進步條例、科技創新條例，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堅實法律體系支撐。二是提升科創企業法律服務水平。在外部，鼓勵引導法律服務精準對接科技企業需求，著力構建全生命周期的“產業鏈+法律服務”新格局；在內部，完善科創企業公司律師制度，提升企業內部法律服務利用率，降低法律服務成本。三是推動科創領域糾紛高效化解。在事前要做好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在事中，堅持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發揮其程序靈活、快捷簡便、自治性強的特點。事前事中相結合，提升科創領域糾紛化解質效，提高知識產權利用效率。
（作者：張梁，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資本市場法治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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