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在論述君子與小人的區別時講道：“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意思是，君子容易結交卻不可以戲謔，容易恐懼卻不可以脅迫，把君子的人格形象描述得十分生動鮮活。而一句“易懼而難脅”，不僅是恪守人格底線的要求，更有著立德修身的現實意義。
“易懼”，展現的是敬畏自律的價值取向，這不僅是一種人生態度，也是一種行為準則。中華民族自古有著敬天畏人的傳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有言：“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明代張居正也曾說：“志成于懼，而荒于怠。”歷史上，孟信“不賣病牛”，是對誠信之敬；楊震“暮夜卻金”，是對賄賂之懼；唐太宗“窒鷹于袖”，是對聲名之畏；富弼“拒官近百”，是對功名之慎。無論是“畏”，還是“懼”，都是對人生、命運及規律的敬畏之義，要求人們慎獨束己、存畏知懼。
然而，這世上總有目空一切、膽大妄為的不懼者。有的隨著職務的升遷，權力的加持，欲望的膨脹，膽子越來越大，唯我獨尊，肆無忌憚，什么“妄議”都敢發，什么“好處”都敢要，什么“雷池”都敢越，什么“紅燈”都敢闖，什么“底線”都敢碰，把紀律和規矩當擺設，處處授把柄、積禍患、留罪證，必然走向墮落的深淵。
《中國紀檢監察報》曾刊文，青海省德令哈工業園原黨委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張標任職四年半狂斂四千余萬元，在違紀違法路上“一路狂奔”。為了滿足日益膨脹的私欲，張標將手中的權力“明碼標價”，每次為私營企業主提供幫助后，他都馬上打電話瘋狂索要高額好處費，不遮不掩，無所顧忌；為證明自己的能力，他一套接一套地買大房子、一輛又一輛地換豪車；在工作中，他更是口氣狂妄、獨斷專行、不計后果，觸底線、越紅線，毫無戒懼之心，最終邁向了不歸路。
《廣雅》曰：“畏，敬也。”對萬事萬物有所“懼”，是實現人生志向的基本前提。“懼”就會敬畏理想和信仰，就會敬重事業和崗位，就會敬養人格和品德，難有道德失范、政治失足、行為失準等問題。鄧小平同志在《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一文中指出：“共產黨員謹小慎微不好，膽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黨，二怕群眾，三怕民主黨派，總是好一些。謹慎總是好一些。”“最美奮斗者”谷文昌在任福建省東山縣縣委書記時亦有“三怕”：一怕黨的事業干不好，二怕黨的形象受損害，三怕身為黨員被老百姓戳脊梁骨。一個人，“如果老子天下第一”，不受任何約束，驕恣放縱，肆意妄為，是不可能事思敬、成大器的。
能否常懷敬畏和戒懼之心，關乎做人行事的操守和品行，心中的敬畏、手中的戒尺，說到底就是立身處世、做人為官的德行、規矩和準繩。1949年，陳毅任上海市長期間，經常要接待各色各樣的商人和企業家，有人給他送古玩字畫，陳毅總是婉言謝絕。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們共產黨最講紀律，在這方面膽子大了不行，膽子大一點都不成。”
人是要有所懼、有所怕的。因為，“易懼”是一服“清醒劑”。明代大臣方孝孺說：“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如若官員不知懼，就會貪贓枉法、擅權妄為；商家不知懼，就會財迷心竅、利欲熏心；醫者不知懼，就會喪失良知、草菅人命；百姓不知懼，就會藐視律法，出格越軌。只有心存對公平正義的“溫情與敬意”，不斷敲響廉潔自律的警鐘，分得清是非，看得見風險，將“看在眼里的教訓”轉化為“刻在心底的敬畏”，才能從內在自覺的“易懼”過渡到外界侵襲的“難脅”。
“天下之事，成于懼而敗于忽。”胸懷謹小慎微、謹言慎行的“易懼”之心，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善怕”心態，洞察“縱”之危和“脅”之害，始終“心中有懼不妄為”，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練就“百毒不侵之身”，才能言行舉止“發而皆中節”，才有“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