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以“十個明確”系統概括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在這個有機的思想整體中，“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清晰點明了以制度為改革定向，同時以改革完善發展制度的理念。
考諸二戰后世界諸多后發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史，不難發現，中國在其中既不擁有優越的初始條件，也并非全球化進程中的先行者。然而，中國卻在短短七十多年間創造出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一系列奇跡，開辟出一條獨具特色的復興新路。
就其世界意義而言，這條道路的成功，不僅雄辯地證明了中國絕非某些西方人眼中“有待限定或接管的對象”，而且也鼓舞和啟發著“求治若渴”的世界各國人民，使人們看到了跳出“西方化陷阱”，真正掌控自己命運的可能。中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切，其關鍵便在于，我們同時具備了中國之制的優勢與改革中求治的動力。這兩者有機融合、互為表里，前者為后者定向，后者則以推動中國之治的實績印證著中國之制的優勢。
正因如此，要解開中國的治道密碼，就應當從解讀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中的改革辯證法入手，準確把握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深化和理論創新的深刻內涵。
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首先意味著明確改革辯證法中守正的內核。中國的改革絕非西方化的“轉型”，必須回答好“改什么”的根本問題。而要堅持改革正確方向，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又必然要求旗幟鮮明地使改革服務于捍衛中國之制的社會主義底色。作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掠奪式發展”的文明形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建立起由有為政府擔責的善治體系，保障著最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紅利。同時，在中國崛起的經驗總結中，無論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還是篤守改革解題之則，最終也都歸總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因此，明確改革總目標不僅是對歷史經驗的確證，更代表著一種堅定的政治宣示，引導著中國的改革在守正中把握創新之機。
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又對應著積極探索改革辯證法中創新的規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不僅體現在其已然書寫的歷史中，更蘊藏在其正在創造的未來中，這就要求我們始終秉持“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理念，開拓創新，銳意求治，以期同時回答好“為誰而改”“為何而改”“如何改優”的問題。具體而言，把握“為誰而改”的原則，就是要直面現實問題，深刻理解當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性質的變化。既善于運用發展解題的方法，又具備處理改革中復雜利益關系的能力；既堅持促進效率、體現公平的原則，通過有力的再分配政策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又做好以國家與人民利益為皈依駕馭資本的大文章。而領悟“為何而改”的原理，就要跳出固有的思維窠臼，以解決中國問題、提升治理能力和收獲人民滿意，作為評判改革必要性與成效的根本衡量標準。
解決好改革“如何改優”的問題，就要真正做到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改革，把改革視為一個系統工程，當作一種能力考驗，不僅要在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中正確地掌舵定向，還要使配套的具體政策體系運轉起來，充分激發出蘊藏在全過程人民民主中的制度潛力，使人民在參與改革中理解改革、認同改革、助推改革。簡而言之，走過四十多年探索歷程的中國改革開放，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然指向遵循改革求治之道、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之體與改革利國惠民之用的內在統一。
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還提出了對指導改革的理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更高要求。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也反映在制度話語權的斗爭領域中。就其本質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在一系列內外風險挑戰的考驗面前充分證明了自身實現制治互洽的能力，其解決中國問題的強大能力及在改革中煥發的蓬勃生機，恰恰與西方制度日益暴露出的“民主衰敗”與“治理困局”形成了鮮明對照。以此為契機，對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強調與闡釋，正表明了我們不僅致力于保持改革定力，而且還通過在改革中學習改革，進一步喚醒了理論自覺與文化自信。
可以預見，處在這樣一個需要理論并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我們對中國之制與中國改革的每一點自覺，都將體現在改革求治的成績中，轉化為堅定“四個自信”的穩固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不但不懼任何對于中國之制的惡意攻訐，不接受任何“教師爺”對中國改革的頤指氣使，更會在新時代改革理論的指導下筑牢中國之制根基，成就中國之治偉業，穩步實現自己的目的，彰顯出中國在創新世界制度文明中無可替代的偉大貢獻。
（作者：林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