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再生產理論的四個環節，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在這四個領域蘊含著豐富的智慧，對這些智慧成果進行挖掘并合理借鑒，必將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與理論創新的進一步發展。
“盡地力之教”等傳統生產智慧
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的人地比總體較高，采用各種辦法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成為主要生產目標。在提高土地生產效率的各種思想中，“盡地力之教”較為典型，首倡者為戰國時期在魏國推動變法的李悝。在中國古代小農經濟體系中，土地和勞動力是最主要的兩種生產要素，要想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最有效的做法是促使兩者緊密結合，并采取各種措施分別提高這兩種要素的使用效率。一方面，李悝把荒地分給無地農民耕種，促使土地和勞動力這兩種生產要素加快結合；另一方面，他要求勞動者在種植時“治田勤謹”，以充分使用地力，同時種植多種作物，以防單一種植時作物因自然災害遭受嚴重損失，在收獲時加緊搶收，以防風雨對莊稼的損害，這是非常典型的精耕細作式生產思想。李悝的“盡地力之教”為魏國的富強作出重要貢獻，其集約式土地經營與農業管理思想對后世亦產生重要影響。輪作倒茬、間作套種、多熟種植、喜陰與喜陽植物搭配種植、桑基魚塘式生態種植等技術層出不窮，中國人用繡花式精神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而使中國古代的農業生產效率遠遠高于西方。以糧食收獲量和播種量之比為例，西歐是4至5倍，而中國公元6世紀粟的收獲量為播種量的24至200倍，麥類則為44至200倍，以共時性的比較視角來看，這種成績相當令人矚目。
“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核心內容，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在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基礎上，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各種矛盾。積淀在“盡地力之教”等中國古人生產思想之中、旨在利用一切生產要素和管理方法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生產智慧應當在當代被進一步挖掘。
“藏富于民”等傳統分配智慧
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敬德保民”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的政治底色，孔子的“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管子》的“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酈食其的“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等思想皆強調了民本的重要性。
受此影響，中國傳統主流分配思想傾向于“藏富于民”或民富基礎上的國富。代表性思想有：有若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的“與百姓同之”，荀子的“上下俱富”，管子的“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唐甄的“富在編戶、不在府庫”等，這些思想集中探討了民富的重要性，認為國家財政來源于民，只有民富，才能保證賦稅之源永不枯竭，才能實現國富。此外，民富亦是社會高水平治理的物質保障，孔子的“富而后教”、《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的“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等思想皆清晰闡述了民富與治理的強關聯性。
“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政治立場，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鄧小平同志強調，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當前，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蘊含在“藏富于民”等傳統分配思想之中的分配智慧在當代值得被理性借鑒。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等傳統交換智慧
中國古人在商業領域積淀了有關經營管理、積聚財富的豐厚經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計然之策”。《史記·貨殖列傳》對其內容進行了系統介紹，包括“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價格變動趨勢總結、“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非常規操作手段應對、“無息幣”“無敢居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流通速度經驗歸納、“務完物”“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的商品品質把控經驗等。這些策略的效果非常明顯，“修之十年，國富”。范蠡用計然之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白圭則在強調“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同時，又注重迎合消費市場，強調“欲長錢，取下谷”。此外，他還重視捕捉商機，認為一旦機會成熟，要當機立斷，“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不難看出，通過審慎觀察，中國古人已敏銳發現了商品生產和流通領域的一些客觀規律，并對之加以合理利用，且收獲頗豐。
宏觀管理層面，中國古人亦有著遵循市場規律與合理利用市場規律進行國家治理的宏觀調控思想。一方面，觀察到“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的市場價格及社會運行規律，司馬遷提出“善者因之”的善因論，強調順應市場價格及社會內在發展規律，遵循其內在秩序；另一方面，《管子》則強調積極利用市場規律進行合理引導的必要性。基于“聚則重，散則輕”“藏則重，發則輕”等現實觀察，《管子》提出“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的宏觀調控主張，認為可在商品充足、物價較低時，用重幣購買輕物，在商品匱乏物價上漲時，把過去低價購買的商品以低于市場價格拋售，此舉既可盈利，還可平抑市場物價，進而以“輕重之術”實現“輕重之勢”。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供求規律與競爭規律必將更顯著地在推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中發揮作用，尊重并合理利用市場規律的宏觀調控成為影響資源最優配置的重要因素。作為參照，沉淀在“計然之策”等中國傳統交換思想中、體現中國古人善于發現與利用商品流通規律的交換智慧有著重要的當代鏡鑒價值。
“用之于民”等傳統消費智慧
“量入為出”“用之有節”等節儉消費思想是中國傳統消費思想的主基調，不過，還有不少學者注意到政府在民生領域“用之于民”的積極消費所產生的“固本”“利民”等正向社會影響。國防、教育、賑濟、水利等民生領域的公共支出是中國傳統社會財政支出的主要構成，歷代學者皆對此非常重視。《荀子》將“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等公共產品供給視為政府最重要的職責，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對禹疏九江、秦鄭國渠、漢漕渠等水利工程的興修及其“功施于三代”“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大便利”等惠及大眾、促進經濟發展的正面成效進行由衷地肯定。《管子》認為，在“民失本”的非正常生產環境，政府應主動修建道路、宮室臺榭等，此舉一方面可起到以工代賑的作用，幫助窮人挺過困難時期，另一方面亦是履行國家職能，供給出社會必需的公共產品。《管子》將消費置于社會再生產的一個環節進行考察，認為積極消費可使“本事得立”，對農業生產起到積極促進作用。明代陸楫認為節儉消費有利于個人和家庭，使其免于貧困，而政府和富人的積極消費可為窮人提供謀生途徑，起到“均天下而富之”的作用。
消費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是社會再生產一般過程的起點，消費則是終點。消費使生產的目的得以實現，同時還會創造出新的生產需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應“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沉積在“用之于民”等傳統消費思想中、體現中國古人主動利用消費促使生產、恢復社會活力與秩序的消費智慧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作者：趙麥茹，系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政治經濟學智慧及其現代價值研究”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王振華
